1940年2月初，傅作义在绥西的战斗惨败。日军第26师团与小岛骑兵集团联合发起进攻，傅作义所率领的第35军伤亡惨重，部队几乎损失过半。面对敌军的疯狂追击，第35军被迫从五原撤退，带着残余兵力一路西行。鬼子的追兵一直追到距宁夏仅几十公里时才停止，这一战对整个西北地区产生了极大震动，甚至全中国的目光也聚焦到了这片艰苦的塞北土地上，那个冬天成了历史的转折点。
傅作义，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及第35军军长，是一个典型的“引狼入室”人物。为了支援长沙会战、牵制华北的日军，他主动带领部队发起了远征，直奔日军在内蒙古的重要战略要地包头。经过一场艰苦的战斗，第35军骑兵第7师不畏艰难，长途奔袭近千里，成功歼灭敌军3000余人，并摧毁了4辆坦克和60多辆汽车。这一举动给日伪军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激怒了敌人。日寇华北方面军痛恨傅作义，决心要报复，随即调集了驻蒙军第26师团，带着3万余人进攻河套地区。
展开剩余79%然而，敌众我寡，傅作义并未能守住五原城（今巴彦淖尔市五原县），第35军损失惨重，仅剩7000余人，其中有4000多人受伤，被日伪军压缩到绥远西部一隅，塞北的抗战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。连重庆的蒋中正也认为绥远的抗战已经没有希望，甚至为傅作义提供了更优厚的安排：让他升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，前往兰州整顿与补充部队。这个提议看似优厚，但傅作义却坚决拒绝，表明了他要重振旗鼓、夺回失地的决心。
傅作义固执而倔强，他誓言要夺回失去的五原，重新举起绥远抗日的大旗。因此，他对前往兰州毫无兴趣，而是全力以赴整顿第35军，治疗伤兵，并紧急调集二线部队补充主力。几个精锐的部队陆续被调来，屯垦旅和游击旅加入，使得傅作义的部队兵力逐步恢复到15000人左右。与此同时，他还通过多方侦察，掌握五原的敌情，并派遣特工策反伪蒙军。得知敌人的兵力并不充足，傅作义信心更足，认为自己的反攻之战并非毫无胜算。
事实上，驻蒙军的日军兵力并不雄厚，他们要控制辽阔的察绥地区，困难重重。攻占五原后，关于是否长期驻守的问题，日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和参谋长田中新一曾激烈争论。冈部认为应该放弃五原，保持机动性，集中力量控制张家口等重要城市；而田中则坚持要稳固五原，以压迫傅作义。最终，田中获胜，日军决定长期驻守五原。然而，由于日军的兵力不足，冈部没有为驻守五原提供足够的支援，最终只派遣伪蒙军的两个师，以及杂牌部队和特务警察，五原的守敌总数仍然达到了15000人。
傅作义的反攻面临巨大的挑战，但他凭借着步兵骑兵的灵活机动性，迅速组织了反攻力量。第35军的骑兵与装甲汽车，机动性极强，令日伪军难以应对。1940年3月11日，傅作义向重庆电报报告，决定在3月中旬利用塞北春季解冻后的机会发起反攻。委员长蒋中正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派遣粮弹支援，给予了傅作义极大的支持。
傅作义迅速下令部队在3月20日发起进攻，集结了第101师、新编第31师、新编第32师，秘密向五原进发。此时，五原的战斗正式打响。
傅作义的战略部署精妙，他决定让新编31师和32师攻占五原，而最精锐的第101师则担任阻击敌军增援的任务。第101师的师长董其武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特别是他的阻击部队。郭景云，时任第302团团长，被委以重任，负责阻击敌军的增援。郭景云精锐的部队和精准的战术使得日军的增援大为受挫，尽管日军伤亡惨重，依然无法突破阻击线。
在此期间，郭景云和他的部队屡屡打击敌军增援部队，最终成功地切断了日军的增援通路。日军虽然调动了大量汽车和增援兵力，但也无法突破第302团的防线，数百名日军死于阻击战之中。
在持续的激烈战斗中，傅作义亲自指挥，不断调整战术。在最终的攻占五原城时，第35军成功歼灭了日伪军的大部分力量，仅剩一小部分日军在新城顽抗。经过几轮猛烈进攻，第35军终于在3月21日下午完全控制了五原，消灭了敌军6000余人，成功夺回失地。
随着五原的收复，傅作义和他的部队获得了巨大胜利。这场反攻不仅令日伪军颜面尽失，也鼓舞了整个抗战士气，成为抗战历史中的一场标志性胜利。傅作义为此获得了蒋中正的表彰，不仅晋升为高级军官，还获得了“国光勋章”，这枚勋章是仅次于“青天白日勋章”的最高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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